最近，有一套丛书《义乌文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共三种，分别是《义乌文史读本》普及版、拓展版及《义乌名家名篇导读》。
书的名字听起来，似乎不太起眼。
在《读本》普及版、拓展版的封面上，写着三位主编的名字：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义乌名家名篇导读》的第一主编，则是义乌市教学名师王鸿校长。
如果熟悉浙江文史，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套书的分量。而前不久，书的首发式放在了一个小学举行——义乌市新丝路学校。
翻开书，我们看到了骆宾王的《咏鹅》，很多幼儿园小朋友都会背。但就是这么一首“简单”的诗，编者依然不厌其烦写了详细的注释，白话翻译，还有导读，并提示延伸阅读的内容，以广见闻。诗歌前面，还有骆宾王的简介——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骆宾王是义乌人吧。
再看看三位浙大教授组建的这支明星编委团队——近二十位教授，包括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先生，浙江大学求是学者、教授董平先生，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国家级名中医盛增秀主任中医师，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先生（现已调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等等。
丛书的前言里，编委会写了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本乡土文化读本，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义乌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广大市民和外来经商务工人员的案头常备读物，也成为提升义乌形象、弘扬义乌精神的一张文化名片，更希望本书能够为义乌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这些浙江文史学科的顶级学者首次同框，为什么却编了一套义乌文史名家名篇“科普书”？
首发式结束后，在新丝路小学，钱报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
传统文化怎么创造性转化？如何创新性发展？张涌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这些年，各地掀起了古籍整理影印的热潮，比如《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江苏文脉》等等，而在浙江，省级层面有《浙江文丛》《浙江文献集成》，地市级的有《杭州文献集成》《新编金华丛书》《衢州历史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书》《绍兴丛书》《嘉兴丛书》等等；县级的有《义乌丛书》《象山县地方文献丛书》《温岭丛书》等等。
“这些大部头古籍的影印或整理汇编，作为一种文化积累，自然是需要的、必须的，也很重要。但这些书往往部头都很大，水平参差不齐，精粗混杂，且多用文言文写成，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也没有时间或兴趣看。”
如何引发普通人的兴趣，又能看得明白？
张涌泉是义乌人，他首先想到，家乡人到底了不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
37年前，他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故乡义乌县文化馆工作，承担的具体任务是为馆藏的约五万册线装古籍整理编目。
“走进扑满灰尘的书库，我既为家乡丰厚的文化底蕴所震撼，也为这些丰富的宝藏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而惋惜。”那几年，他在整理这些古籍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大批家乡先贤的著作，包括南北朝的傅大士，唐代的骆宾王，元代的*溍、朱震亨，明代的王袆，清代的朱之锡、朱一新，以及现代学者陈望道、吴晗，著名作家冯雪峰、王西彦等，从义乌走出来的文化名人太多了。
但是，那些珍贵的古籍并没有对外开放，普通人对先贤的著作也知之甚少。
两年后，他成为新成立的义乌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曾计划编纂一套“义乌小丛书”，把历代先贤最优秀的诗文推介给普通民众。但不久以后，他考上了研究生，这一设想没来得及展开，就不得不搁置了。
年11月24日，张涌泉应邀回故乡参加义乌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成立大会，当选理事。聚谈间，他提出，想为家乡编纂《义乌文史读本》。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当时是市长，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当场就拍板表示支持。
“编纂《义乌文史读本》，就是为了做好义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编者从浩瀚博大的义乌历代典籍中精选一百多篇作品，分类编排，普及版、拓展版设置“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名篇”“规约家训”四大板块。其中，“文史名篇”为重点，包括作者简介、选文、注释、导读、延伸阅读，并辅以必要的图片。
但是，像*溍、朱震亨、王袆、朱一新、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王西彦等大家，遗存作品的字数都多达数百万甚至近千万之巨，要从中把那些最经典的诗文遴选出来，可谓披沙拣金，确非易事。而记者在书里看到，每位名家的篇目数量保持在三到五篇左右，像骆宾王就有五篇。
张涌泉说，编委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本篇目，从而为入选篇目的最终确定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义乌历史上的一些最经典、最有价值的文字，都已收录于本书。”张涌泉说。
但问题又来了。
传承至今的历史文献，往往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往往也有出入，从而会影响选本的水平和质量。所以确定了选目，还需要进一步决定据以录文的底本及必要的参校本。
这就涉及到定什么本子的问题。
张涌泉说，本书尽量选用那些时代较早或者经过作者本人或传刻者精心校勘的文本，并在每篇录文之后标注说明。比如骆宾王的选文，以极为罕见的宋蜀刻本《骆宾王文集》十卷本为底本。
选定了底本，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录文。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要保证文献录文的准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校录者扎实的学术根底，更需要严谨细致。
有时为了一个字词的准确性，撰稿人就要查对很多文献。
比如，清张若霈《重建东江桥记》，原文记建桥“工手指数千”“椽柱瓦埴之属千”。
这句话里的“指”和“瓦埴”，很是眼生，有没有错？
初稿把“指”录成了“值”，“埴”录成了“植”，似乎更顺。其实“指”“埴”不误，本书专门出注做了解释：
“工手指，工匠工数。工手，工匠。指，量词，用以计算人口。清魏源《圣武记》卷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
又云：“椽柱瓦埴之属，泛指桥亭上的各种建筑材料。瓦埴，砖瓦。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五《峨眉历代耆宿》：‘西域圣僧名阿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而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埴，复雨雪寒严，而冻裂不坚，故以木皮盖殿，因呼为木皮殿。’”
这样一解释，原文便怡然理顺，“指”“瓦埴”显然没有错误。
那么，前贤自己修订的版本，是不是就能保证万无一失？他们依然不放心。
张涌泉说，即便是古代精校精刻的文本甚或作者自定的本子，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参考其他本子或用理校的方法加以纠正。
第四编“规约家训”中有一篇《温*门六歌》，《读本》据崇祯《义乌县志》收录，其中第五歌、第六歌底本都不完整。后来，编委们发现梁伯荫修、罗克涵纂民国《沙县志》也收了这六首歌，因而据以补足了原本脱漏的文句，并连带纠正了底本的多处文字疏误。
再如吴晗《论贪污》一文，反复权衡，《读本》选用作者生前修订出版的《投枪集》本为底本，但他们发现，此本也存在少量排版方面的疏误。
如“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敕并行，藩镇奉之加一”，“加一”不通，而早期的《历史的镜子》本作“如一”，“如一”显然是正确的；又如“看看历代复亡之原”“明太祖有惩于元代的复败”两句，其中的“复”字底本如此，而《历史的镜子》本皆作“覆”，“覆”指覆灭、灭亡，作“覆”无疑是正确的。
诸如此类，《读本》皆参考《历史的镜子》本订正。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读本》所收诗文录文的可靠性很高，有的甚至超越了作者本人修订过的文本。”张涌泉说。
书里还纠正了一些相传已久的错误。
比如，明代王袆（huī）的名字，究竟是“袆”还是“祎（yī）”？传世的史书和权威工具书多作“祎”。读本根据宋濂的佚文、王袆传世的印章、王袆兄弟王裕、王补之名皆从衣旁等多重证据，确认为王袆。
历代的高文大典，博大精深，要让它们走近普通人，还需要进行精准、详尽、系统的阐释，这也正是《读本》倾注心力的地方。
每篇选文，除了前置的作者介绍，还包括注音释义、导读赏析、延伸阅读等内容，努力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上下功夫。
每篇稿子是怎么完成的？
每位撰稿者完成初稿后，主编逐字逐句逐篇进行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再返回撰稿者修订，最后提交主编审读定稿。《读本》中的每篇诗文都经过这样来来回回的推敲打磨，比如骆宾王选文就修订过五次，尽可能做到注文的准确可靠。
拓展版第三编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初稿有云：“抚躬存亡，何心天地？”修订时据底本改“存亡”为“在亡”。
为什么？
我们看看撰稿者在书里的注解：“抚躬在亡，面对生者和死者自我反省。在亡，生者和死者；一本作‘存亡’，义同。唐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在亡均寂寞，零落间惸鳏。’”可见底本“在亡”不误。
每一个字，都要追根溯源，而不是随意拼凑，拼盘式阅读。
“我们想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就地方文献的弘扬普及而言，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就高校教师而言，这是我们走出书斋，把著作书写在乡村民间的具体行动。”张涌泉建议，每个县、每个地区、每个省，都应该有各自特色的文史读本，《义乌文史读本》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
给小学生看的《义乌名家名篇导读》导了什么？听王鸿校长说——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然而古诗文辞约意丰，意境悠远，晦涩难懂，需研摩体会，才能明其意，赏其美，这无形之中会增加阅读理解的难度，使孩子与其遗憾错过。《义乌名家名篇导读》正好弥补了这种缺憾。
根据选文，导读本设置“名篇赏读、名居研学、名家档案、名人导航”等板块，帮助孩子更形象直观地走进诗文，与先贤为友，与经典对话。
导读本中设置了研学路线，以“故园情、故事吧、名人汇、诗画廊”等形式引领孩子探寻名人故居，了解义乌文化名胜，激发热爱家乡情怀。同时设置了“思绪苑、朗读亭、论剑台、鉴品轩”等板块，带领孩子明象入境，走进画面，感悟心境。
本文来源：钱江晚报新闻资讯客户端“小时新闻”原创
记者：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编辑：邵瑞敏
审核：陈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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