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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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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25日,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专家委员会、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浙江省商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从事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民政及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余位嘉宾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改革开放40年,商会行业协会再出发”为主题,从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商会行业协会脱钩后跨越式发展、商会行业协会实践与发展等角度开展深度讨论。

中国民间商会论坛活动始于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倡议发起。论坛每年选择一个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商会行业协会实践工作者和相关党政部门领导展开深入讨论。自年起,该论坛永久性落户浙江杭州,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有关单位、机构承办。

第一场讨论会:主旨演讲

(郁建兴)

11月24日上午8:30开始的主旨演讲讨论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隗斌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沈永东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作了题为“民营经济与民间商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完全升级换代,他们对于新经济和互联网的理解、对业务的熟悉程度、对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民营企业数量达到了多万,注册资本超过了万亿,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民营经济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以来,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他也指出,民营经济今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三座大山”压得民营企业喘不过气,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使民营企业家感到压力巨大,先后有“离场论”、“改造论”等不同言论在网络上争论传播,但是网络使两派观点更加分裂而不是融合。直到下半年习总书记举行民营经济座谈会,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央政府不同部门、地方政府也都纷纷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宋晓梧老师强调,从高层到地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解决了,这场争论的结果还有待于观察中国实际发展进展。最后他谈论到民营经济与商会发展,他认为,在这场争论背后,商会并没有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点来说,商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不够,商会该如何代表自己会员的利益,未来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王忠明)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作了题为“国际化:商协会发展再出发”的主题报告。从四川自贡古代盐运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就有商帮、商会,并认为这折射出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商协会是党政机关向社会放权的创新成果,促进了社会结构更加合理、稳健、丰富。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任何企业、组织、单位都要求国际化,都需要与世界对接,所以“走出去”必然包括商协会组织的国际化。而且,在“一带一路”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构建的新时代,国际化、走出去应是各级各类商协会的“标配”、“规定动作”。要充分调动工商联所属4万多家商会组织和工商联系统团体会员中商协会组织“走出去”配置国际资源的积极性,促使商协会成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管理输出、文化输出的纽带、载体和平台。他还强调,要在“走出去”中寻求商协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人才为基础,商协会要有德高望重、感召力强、业务精湛、人脉广泛、视野开阔的会长。同时商协会也要开放、学习,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这个新平台。

(廖鸿)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作了题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主题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民政部的组织架构以及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概况,进而提出,社会组织内部存在着规模较小质量待提高、专业人才不足、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内部治理不完善、工作人员兼职较多、党组织建设和活动薄弱、对政府部门依赖性强、少数从事违法违纪活动等问题,外部存在着“认识上存有误区、功能作用不清晰、公众认知度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扶持政策不到位、管理监督不严格”等问题。他还指出,十九届三中全会对社会组织提出了四点新要求,这体现了新时代对社会组织要求是多方面的,社会组织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繁重而光荣使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通过对近年来国家部委相关社会组织政策体系、法制体系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他强调,中国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为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好。所以,未来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需要一手抓培育发展,一手抓监督管理,要构建扶持体系,加大培育发展力度;构建监管体系,加强自律管理力度;以此促进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浦文昌)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作了题为“改革再出发:创新收入模式助推经济发展——中外行业协会商会收入模式比较”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近几十年来,国外行业协会商会普遍以服务为导向,创新收入模式,开拓创收服务,增加非会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会费所占比重则稳步下降,国内一些优秀的行业协会商会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他认为,这种服务逻辑使商会协会成为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商务服务公司,但同时,创收服务是提高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服务能力的必由之路,可以增加收入、吸引会员、保持组织独立自主地位、促进政策倡导、得到交叉补贴的机会、激励商会协会员工。通过对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美国玩具协会、深圳钟表协会的政策案例考察,他认为,面向企业的创收服务将直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对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收入模式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应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造开展创收服务的经验,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创收服务,但是创新收入模式不能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循序前进。同时政府要为商会、行业协会开展创收服务提供良好环境,学界应为商会协会开拓创收服务提供相关业务咨询。

(隗斌贤)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隗斌贤作了题为“民营经济下行环境下的商会角色”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下行表现在成本费用负担加重,融资难而贵,转型升级困难,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和高管出现大规模离职潮等。我国民营企业家成为了“最惨”的群体,而且民营经济面临着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转型的火山、融资的高山)、三大困境(消灭限制民营经济的思想理论环境、公权用刑法手段强制剥夺民企人身与财产权益的法律环境、高度垄断限制民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三门障碍(政策执行中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进而他回顾了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民营经济的五次讲话以及学术界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争论,认为民营经济“两个健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关键前提在于理清政府(权力)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关系。最后,他强调,民营经济下行环境下商会要重新定位角色,要成为面对各种秩序危机的斡旋者、企业转型升级的助推者、行业创新发展整体行为的引导者、政府干预行为的制衡者,要重商、懂商、亲商、惠商(四要),要会交流、传播、抱团、经营(四会)。

(沈永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沈永东作了题为“商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战,另一方面是民营经济下行,国内外形势较为严峻。他进一步指出,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经济组织的再组织,在中美贸易冲突与民营经济下行中将承担特殊角色。行业协会商会在整合资源、协调主体间利益、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共性技术平台、克服融资困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协调解决贸易纠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行业协会商会不再仅仅只是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协调者,更应该超越经济功能,发挥更多的政策倡导功能,包括参与贸易规则制定、参与贸易谈判、改善行业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最后,他强调,在特殊时期,行业协会商会应发挥其特殊作用:一是筑平台,依托共性技术与公共服务平台;创办交易与展贸平台,对接国际市场;打造产学研平台,提升行业创新能力。二是促转型,推动“创意文化+”,促进传统行业向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利用“大数据”引领行业内部产业链生态圈;实现集群发展,打造行业品牌。三是拓市场,组织国际贸易展,抱团突围贸易战;引进来、走出去,提升产业国际化进程;占据高端市场、拓展海内外市场。

第二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11月24日下午2:00,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的第二场讨论会,本场讨论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同济大学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国华教授、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温州市瓯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谢东分别作了报告。

(徐家良)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作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作用”的报告。他指出,上海科创中心兼具要素集聚、经济增长锚点两方面的作用,是上海市发展的战略规划,行业协会商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当前,上海的行业协会商会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对外联动的作用,但仍然存在过于单一、规模制约、功能限制、法人单一、影响有限五个方面的问题。为了破解此困境,他强调,一要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提升行业协会的行业性功能;二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关系;三是要着力重构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新秩序。

(朱国华)

同济大学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国华教授作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信用能力:理论、政策与实务”的报告。他认为,信用能力是商会行业协会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会行业协会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资本,可以划分为诚信资本、合规资本、简约履行资本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他简要概括了当前我国商会行业协会信用能力的主要特点和突出优势,进而从信用能力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商会行业协会如何联动不同利益相关方,并在现代市场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最后,他结合我国商会行业协会信用能力的基本现状,提出“法律是商会协会发展的关键制度变量”的观点,建议应将法律建设作为推动商会行业协会协同治理与信用能力提升的关键。

(孙景明)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作了题为“深圳行业协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报告。他指出,深圳市行业协会是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成长起来的。在过去几年间,深圳结合本土现实,通过三大策略来促进行业协会发展,形成了行业协会发展的“深圳经验”:一是加快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等系列改革,为行业协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强化行业协会自治与自律能力;三是以社会组织联合党委为依托,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党建。他得益于此,深圳市的行业协会日益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增值、助力海外交流与市场开拓、维护市场规范和秩序、创建品牌企业和推进经济质量提升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并能积极地服务并融汇于各行各业的经济建设过程之中。

(谢东)

温州市瓯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谢东作了题为“‘四好商会’建设的瓯海实践”的报告。他介绍了瓯海作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育的重要阵地之一的历史和现实,并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商会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具体的行为策略:一是“念好班子建设‘四字诀’”,即坚持从强化领导、优化分工、民主办会、关爱企业入手,打造服务型商会;二是“下好团结教育‘四招棋’”,即通过吸纳多样化企业、倡导主题学习、培养后备人才、承担社会责任,增强会员社会间的和谐与团结;三是“打好会员服务‘四记拳’”,即通过服务立会、积极履职、有序参政、法律援助四大措施,增强商会的整体活力;四是“立好自律规范‘四根桩’”,通过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增强商会和会员企业的自治、自律能力。

第三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

11月24日下午3:30,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的第三场讨论会,本场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江苏省工商联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山东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秘书长娄雷震、浙江晋江商会会长陈新生、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晞分别作了报告。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作了题为“引入社会企业家精神与机制,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服务能力”的报告。他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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